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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海交通大學東方藝術交流中心顧問

　　周　 晨：書裝設計家，本版特約主持人

　　供職于江蘇教育出版社

　　周晨：戴老師,我的學生時代，書籍設計資料基本都是翻印的國外資料圖冊,印刷水平不高，但在當時已很過癮：全是外文字，多洋氣！當時認為我國傳統書籍樣式單一,概念中就是青紙面的線裝書。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本介紹張愛玲的書，看到她為自己的《流言》和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設計的封面后，我很吃驚，封面的人物畫出自她自己的手筆，有特點、有韻味，特別是那《流言》的寥寥幾筆，構圖很空靈，也很現代，一個作家竟能設計出這樣的封面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　　戴逸如：書籍裝幀看起來是一件小而又小的事，但它是時代精神的反映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，書籍裝幀出現過一批優秀作品。如今，不少書裝人爭以奢華為榮，如同月餅盒的過度包裝一樣，書籍裝幀也把大量的精力和財力放在這上面。于是不算起眼的書，也會去弄身鳳冠霞帔穿穿，你想，會弄得好嗎？于是，大眾的審美疲勞很快出現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偶然看到魯迅、張愛玲書卷氣十足的封面設計，怎么會不眼目一亮？他們的文學素質賦予了他們的設計作品一身清麗之氣，所謂“腹有詩書氣自華”嘛。

　　周晨：真正能系統看到這批文化人所做的封面，是在姜德明先生的《書衣百影》問世之后，這些老封面開始引起關注，如謝其章的《創刊號風景》、于潤琦的《唐弢藏書》等，我自己去年還做了一本《葉圣陶書影》。《書衣百影》出版后，姜先生又編了《書衣百影續編》，他在《引言》里說：“拙編《書衣百影》問世后，承讀者不棄，很快竟能再版，我是非常高興的。當時決定編著此書，實有鑒于當前的出版物崇尚浮華雕飾，或一味效顰海外，置我‘五四’以來的優秀書籍裝幀藝術于不聞不顧，我很想振臂一呼。想到自己人微言輕，口說無憑，還是以實物來說話最有力，遂傾個人有限的所藏，借以顯示其永不消逝的魅力。”這確實是先生的肺腑之言，他道出了我們出版界的現狀。

　　戴逸如：我們以前通常把書籍裝幀含糊地稱為“書衣”、“封面設計”，是隱含著許多問題的。圖書“赤膊戴領帶”的狀況，到現在還沒有絕跡。這種狀況連魯迅、張愛玲他們也不能幸免。像陶元慶等當時的書裝好手基本上也就是做做“書衣”、“封面設計”，是來不及考慮書籍的整體形象和整體素質的。當然，這也與書裝設計理念的初級階段有關。另外，當時的制版技術、印刷技術也掣肘了他們的設計。魯迅、張愛玲他們畢竟只是“票友”。嚴格地講，當時很多設計師其實也是“業余”的，這些都是當時的實際情況。從《書衣百影》等你提到的書中也可以看到，除了清新脫俗的一面，局限也明顯地存在著，對這些書衣過高地評價，甚至把它們作為樣板，也并不妥當。

　　周晨：我們不可能回到“五四”時代，或從作家隊伍中去選拔我們的書籍設計師。現在的社會分工，畢竟不同了，但有一點毫無疑問，那就是從事書籍裝幀者的群體素質亟待提高，缺乏對文本內容的理解，是很難做到精準表達的，缺乏對各種門類的知識積累，也是做不好書裝的。目前出版社內部也存在問題，美編只看個書名就開始自由發揮了，文本的編輯和美編的溝通是很不夠的。或是文編一個想法，美編一個想法，發行還有一個想法，領導可能還有一個想法，這些都是無法回避的問題。

　　戴逸如：對現在的書籍裝幀作過低的評價，同樣不妥。當代的書籍裝幀，應當說出現兩極分化的局面。我看到不光有很多優秀的單本書籍達到了很高的設計水平，也有不少成套的優秀設計作品出現。這些作品，不僅在國內，即使在國際上也不遜色。北京的裝幀設計界在整體上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，如呂敬人、姜尋的不少書籍裝幀作品，我是很喜歡的。他們的設計不僅僅局限在封面上、局限在視覺上，還深入到了書籍的內容甚至靈魂。另一方面，就像你講的，我們從事書籍裝幀的群體素質亟待提高，這恐怕與我們的體制也有著很大的關系。學校里不培養高質量的裝幀設計師，出版社不重視裝幀設計師，專業的裝幀設計師缺乏素質提高的動力，在這種情況下，要談提高裝幀設計的質量，恐怕也只能是空談。